官员被处分“反转”,“异化问责”究竟对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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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中国安徽全椒县一基层官员因下班后漏接省巡查组电话被处分一事,引起中国社会广泛关注。
虽然在舆论为该官员叫屈的情况下,近日,全椒县纪委撤销了对该官员的党纪处分,但关于此事中对官员问责的探讨依然没有平息。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需从3个月前说起。
8月23日,正在就脱贫攻坚进行巡查的安徽省巡查组,在当晚19:31分至19:35分期间,连续4次拨打安徽省全椒县农村公路局副局长张伟手机,未得到机主回应。
10月8日,张伟因此事受到了来自全椒县纪委做出的党内警告处分。在通告处分中,张伟此举被视作“给我县(全椒县)脱贫攻坚工作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急躁、厌战、松劲情绪”、“人浮于事、作风漂浮”。
11月15日,这则通报被媒体报道后迅速在网络上热传。
11月16日上午,这份处分决定被从全椒县纪委监察委网站撤下。
当日,安徽省全椒县针对此事做出新的通报,声称经复查县委认为原处分不妥,该县纪委常委研究决定撤销对张伟的党纪处分。
该事件至此算尘埃落定,看上去又是个民意胜利的结果。
从该处分引起舆论热议,到该县纪委撤销处分决定,一方面可见全椒县改正错误的速度相当之快,另一方面也让人看到舆情发酵之后,处分决定随即撤销。
可见,在舆论中众多为张伟叫屈的声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处分决定从下发到撤销的反转。
有网友表示“用力过猛,必然自伤其身”、“就算不是在洗澡,在八小时以外未接电话也不能动辄得咎,最多批评一下”、“现在手机经常接到大量的骚扰电话,如果不是认识或者显示特殊号段的,我根本不接。”
……而张伟之所以能得到众多网友的同情,也是因为没接电话实属人之常情:省巡视组给他打电话时是下班时间,并且,他当时正在洗澡手机不在身边,也并非没人接听,张伟孩子代接后表示之后再回电。
但张伟洗完澡后回电过去,却无人接听了。
对官员进行行政问责,本是打造责任政府的手段。
问责制存在的意义除了包括对被问责官员的惩戒,更在于通过包括惩戒在内的系列方法、程序来让政府官员及时回应、实现民众的需要。换言之,服务民众本该是问责的终极目的,但在现实中类似于该案例中的问责往往违背了这一初衷。
问责随意性,使得问责背离初衷成为可能。
党纪警告处分对被问责的当事人有直接影响,如果按照新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后,“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张伟背上党纪警告的处分决定,是因为他在下班期间洗澡未接电话,给该县脱贫攻坚工作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至于到底造成了何种“严重不良影响”?
该地方政府没有给与明确阐释,因此,让不少网友感觉该处分决定不仅有上纲上线之嫌,而且,透露出问责的随意性。
退一步来讲,如果张伟此举真的是给扶贫工作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那就该坚持落实处罚决定,但该县政府在一片反对的舆论声中很快收回了这一处分决定。
当然,知错就改值得肯定,但该处分从认定到撤销的整个过程都体现出地方政府对官员问责的随意性色彩。
随意性的问责很可能是为了实现政府问责主体其他目的,而并非为了服务民众。
比如,据综合媒体调查发现:有的地方政府以问责数量来衡量整治效果,因此,相关部门不惜通过泛化问责的方式追求政绩。
而由于问责上级部门干部时会遭遇很大阻力,因此,不少像张伟一样的弱势基层部门政府官员往往成了问责对象,俗称“捏软柿子”。
这种以随意性为核心的选择性问责,也常常成为一些真正该承担责任主体用来逃避责任的手段。
比如,南方某城市,一个审批事项出了问题,最终承担责任的却是将该审批事项录入系统的雇员,而非对该事项进行呈批签字的官员。
甚至,现实中,不乏将随意性问责,异化为有问责权官员实现排斥异己,发展亲己势力等政治目的之手段的情况。
虽说从理论上来看上级巡视组开展工作也是为了服务民众,因此,该案例中当地政府问责张伟是在配合省巡视组的工作,那么,最终也是为了服务民众的初衷。
但这一抱有美好设想的逻辑推理,也只是理论上的,从实际情况来看,上级巡视组开展巡视工作真的都服务了民众吗?
据综合媒体报道,目前,中国一些地方层层搞督查,已让基层政府不堪重负。
有基层政府官员表示一年365天中有200多天在迎接、陪同上级部门检查,“现如今督导检查的人比具体抓落实的人还多”成为很多基层官员的共识。
以扶贫检查为例,不少基层干部反映他们大量的时间用于给不同的部门准备不同的材料,使扶贫工作没有“落实”,反而“落空”了。
不少基层干部告诉媒体记者,由于各类督查太多,基层一些日常工作只能放到晚上和周末做,这种工作节奏不仅让基层官员身心俱疲,并且反而影响了被督查工作的落实和进展。
而针对基层官员迎接督查工作的疏忽进行严重问责,更是鼓励了这种以督查为主、落实为辅的乱象恶性循环下去。
该案例中基层官员被处分反转事件是反映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充满随意性的一个具体案例,也是行政问责背离服务民众初衷的一个缩影。
问责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背离初衷的异化,很大程度上源于问责制缺乏相关法律制度为依据,导致充满随意性的问责,沦为地方政府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
还需不断对问责机制进行规范,在“试错”的探索中使其尽可能地符合其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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